刚刚过去的国庆庆典，煤气热力公司的宣传队在广场表演了《红色娘子军》二场里的一个小片段。尽管人手不够、没立足尖、动作也不那么标准，还是得到了上级公用局系统的大力表扬，说他们政治任务完成得不错，还要再接再厉。
参演“娘子军”的共同经历让队友之间的情谊43年来从未中断（前排左起：“连长”殷桂娥、“吴清华”袁朴兰、宣传队长徐连增、“洪常青”王自强）
1970年末的北京，“文革”运动正酣，揪“五一六”分子闹得人心惶惶之时，北京市煤气热力公司的文艺宣传队却爆出一个轰动性的消息——排演全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时，全国各大厂矿、企业都组建了自己的宣传队，农村也成立“农民文艺宣传队”，以填补专业文艺团体萎缩出现的空白。五一、十一的游园庆祝活动，甚至接待外宾的演出，都是宣传队需要肩负的政治性任务，哪个单位也不敢马虎。
刚刚过去的国庆庆典，煤气热力公司的宣传队在广场表演了《红色娘子军》二场里的一个小片段。尽管人手不够、没立足尖、动作也不那么标准，还是得到了上级公用局系统的大力表扬，说他们政治任务完成得不错，还要再接再厉。
上级的肯定大大激发了宣传队队长徐连增的热情。这个曾在鲁艺学习作曲、配器的音乐人才，刚刚从专业团体下到企业，正踌躇满志，想一展身手。
革委会主任是个老军人，与同为军人出身的徐连增私交甚好，对他的想法非常支持。但军管会的态度就模棱两可，虽然老百姓对样板戏耳熟能详，可你一个业余宣传队凭什么排“娘子军”舞剧啊？多年后常被队员们评价为“极有野心”、“极有魄力”的徐连增，当即向军代表保证：半年时间拿下全场“娘子军”，艺术水平不低于县团级。
选择舞剧，徐连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8个样板戏里，京剧占大部分，虽说谁都能唱一两嗓子，但拿下整场要靠真功夫。跳舞需要的基本功就简单多了，厂子里有的是年轻人和娃娃，宣传队也有跳《女民兵》舞蹈的基础，起来难度相对不大。
守着北京，学就得学正宗的。徐连增找到在中央芭蕾舞团的老战友牵线搭桥，当然也少不了诸如“批点儿煤气罐”这样的沟通手段。芭团方面一口答应，并向他透露10月10日团里要举办第一期《红色娘子军》舞蹈培训班，全国有十个专业团体参加，让宣传队做好准备。
东风已俱，宣传队内部却因为意见相左吵得不可开交了。导演王秀珍原来是地质部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表明自己的两点态度：首先只学二到四场，这也是向老百姓普及的重点场次；其次坚决不同意立足尖，人家芭蕾舞演员几岁开始练功？宣传队的姑娘们全都十七八了，根本不可能。
徐连增听了一拍桌子：立！坚决立！拼了命也要立！样板戏样板戏，就得有样板，不立足尖叫什么样板戏？队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言声儿，但从此送徐连增一“雅号”——南霸天。
能有幸接受专业舞蹈培训，宣传队队员们自然难掩兴奋。要说这批刚入厂一年多的青年工人的确是那个荒唐时代的幸运儿。因为领袖号召学生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有所作为，全国的厂矿企业已经三年没有招收过工人，出现了人员断档。于是中央决定从1969年开始恢复招工，扮演洪常青、吴清华、连长、小庞等几个主演就是同一批进厂的“老三届”。演吴清华的袁朴兰是车工，演洪常青的王自强和演连长的殷桂娥是卖煤气罐的，演小庞的王志军和五寸钢刀的领舞王文平在工程队埋煤气管道。
新人进厂也给宣传队输送了新鲜血液。王自强会说快板，有点文艺底子，袁朴兰和殷桂娥都是大高个，身材匀称、模样清秀。这年进煤气公司的一共250人，最终只挑了十几个进宣传队。每年市里都举办文艺汇演，能有资格宣传思想，旁人羡慕，自己也别提有多自豪了。
“自豪归自豪，芭蕾舞可是来自西方的高雅的宫廷艺术，我们这帮工人能跳好吗？”王自强至今记得大伙儿心里一片茫然，只有一种信念是坚定的：上级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
当时，《红色娘子军》的A角们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赶拍电影，为各地专业团体培训的是芭蕾舞剧的B角，王国华教“洪常青”，郁蕾娣教“吴清华”。白天B角们也要练功、排练，授课从下午开始。宣传队派出的8个主演每天中午从红庙坐公共汽车赶到太平街，先在“中芭”附近的小饭馆吃点东西，然后就一头扎进排练场。
第一期培训班，11个洪常青跟着王国华做动作。老师问高个子的王自强：“会打飞脚吗？”王自强摇摇头，别说会打，连听都没听说过。老师示范了一个，王自强铆足劲腾空跳起，紧跟着啪地摔倒在地，周围人哗一声笑了。虽然从地方来的这些演员也从没接触过芭蕾舞，但至少是舞蹈专业出身，掌握技巧不太吃力。
另一间排练室，学“吴清华”的袁朴兰也倍感压力。教一个“倒踢紫金冠”，别人都懂，她依葫芦画瓢摆好，老师走过来问：“你是哪儿的？”回答：“煤气公司的。”老师“哦”一声，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最焦头烂额的要数王文平，一人学好几个角色，回家再当小教员。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团丁、炊事班长、五寸钢刀的领舞，只能带着笔和本，画个小人，标注腿在什么位置，手在什么位置。
没有基础，没人帮忙，全凭自己，学不下来就砸锅，给整个宣传队抹黑。每天培训结束后，8个人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还不忘比划，大冷天马路上也没什么人，否则看见了真以为神经不正常呢。晚上睡觉，满脑子里也全是舞蹈动作，经常一踢腿把被窝都蹬了。
这个年龄才开始练功，吃的苦可想而知。压腿压得皮下脂肪出血，足尖立得趾甲开裂，脚趾破皮、流血再结茧。两个月下来，王自强的“飞脚”已经一打一串，跳起来能在空中旋转三圈。袁朴兰和殷桂娥的脚尖也稳稳地立起来了，脚背呈现完美的弓形。谁再提反对立足尖，已经没了底气。
可拿下了技巧，并不等于就拿下了整场表演。之前宣传队的队员们理解跳舞就是做一些优美的动作，来到“芭团”才知道了一个新名词——舞蹈语汇，敢情舞蹈也是有思想的。老师告诉他们每做一个动作心里面都有台词，要用肢体把这些思想内容反映出来。开始理解总不到位，渐渐地真能跳得热泪盈眶，入戏了。
一次在单位食堂排练大刀舞，王自强不慎摔倒了，队长徐连增狠狠地剋了他一顿：你破坏了英雄形象！娘子军的党代表，形象是非常高大的，你给我摔在台上？18岁的王自强开始接受不了，难道不该先关心关心我有没有摔伤？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悟出来了：到了台上就没有我了，我就是洪常青。
自知功底不够的队员们还常常溜进剧场观摩芭团导演和演员们走台。一次正看得专注之间，台下灯光突然大亮，原来台上的导演和演员发现了他们，立即面朝台下挥舞手臂，高呼：“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十七八岁的“工人阶级”们吓一大跳，半天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1971年春节前，第二期培训班结束，宣传队开始做全面集训，除了演员和乐队，服装、道具、灯光、布景也纷纷着手制作。徐连增的想法是：你得像啊，不像就没意思了。70多个姑娘、小伙儿白天在公司大食堂挥汗如雨，晚上在经济学院的学生宿舍集体住宿，实行军事化的管理。
跳舞也是个力气活儿，为增强体力，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徐连增要求全体队员围着公司跑大圈儿。吃完早饭先学习一个小时的毛主席著作或毛主席语录，还要结合自己谈体会，诸如“今天要克服什么困难拿下什么目标”云云；然后练功至10点；再全员开始一点点拉场次，反复练习和提高。
徐连增从专业团体下来，经验比较丰富。全员开大会，第一条就宣布不准谈恋爱，发现苗头就“掐死”，绝不手软。当年的宣传队，最爱犯的毛病就是“男女问题”，一旦心散了，还能成什么事啊。好在王自强、袁朴兰他们年龄尚小，情窦未开，乐队里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们可就苦了，只不过百爪挠心也是枉然。
集训伊始，宣传队迎来的目光不都是理解。这些一年多的学徒工正是出力的好手，结果就要脱产，虽说是公司指派的任务，师傅们心里也不那么痛快，“工人不干活光跳舞？”演吴清华的袁朴兰练功练得投入了，平常走路也不自觉地昂首挺胸八字脚，有人就在背后指指点点：“瞧那个傲气劲儿！”还有人气不过把大字报贴进大食堂，声讨宣传队“以貌取人”。
遇到中午开饭了排练还没结束，来打饭的工人们便远远侧目。碰见的次数多了，眼前这帮年轻人大冬天里也汗流浃背，舞跳得又挺振奋人心，围观的人于是慢慢的变多，有些甚至都看入了戏。
在徐连增看来，工人阶级一入戏，一个人能顶宣传队十个。议论不久就在全公司传开了，什么 “宣传队了不起”、“宣传队真辛苦”、“他们真是艰苦奋斗”……再后来革委会一招呼：今晚宣传队演出大家去帮个忙吧！各个车间都出人出力。
集训两个月，女战士们的足尖也全立起来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离拿下全场“娘子军”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男队员们也跟着兴奋得睡不着觉。
立了两天，兴奋劲过去了，姑娘们的脚趾背开始破皮流血，只好从医务室要来纱布裹上。一天排练下来，晚上脱了舞蹈鞋，纱布和脚全黏在了一块儿，只能先用水拍，把血嘎巴拍软了再拆纱布，然后给伤口涂红药水。等总算不出血了茧子也长出来了，姑娘们从此都不穿凉鞋。这印记至今都没有完全消失。
回忆起这段往事，如今已83岁的徐连增仍然感动不已：“为了拿下‘娘子军’他们真是拼了命，从来没立过足尖，抹着眼泪立，脚趾甲裂了，打了麻药上场。他们总说我教育了他们，其实是他们教育了我。虽然他们年轻，但他们身上带着来自家庭的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1971年，徐连增不到40岁，身上既充满艺术工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同时更具军人的果敢与坚忍不拔。攻克下“立足尖”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宣传队对他的决策从此深信不疑，只要开启智慧、竭尽全力，似乎没什么困难不能解决。
一出完整的芭蕾舞剧，合格的表演只占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则要依靠乐队、服装、道具、布景、灯光等一系列配套环节，而所有这些都由徐连增一手负责。
当初向革委会汇报排演“娘子军”的想法时，领导问徐连增要多少钱，他想了想答：“真要花钱百万也下不来，咱们就艰苦奋斗，能自己解决的自己解决，怎么也得一万块钱吧。”
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老百姓挣三四十块钱工资的是大多数，花一两万已不是小数目。后来宣传队在实际运作中花了两万，但“中芭”的人听说后告诉徐连增：“你们这钱还不够我们打浆糊的，我们做布景打浆糊就得两万以上。”
钱批得不容易，要花就得花在刀刃上。只要自己能做的，绝不花钱去买。徐连增将队员们分成服装组、道具组、制鞋组，白天迈腿跳舞，晚上动手制作。
王自强记得，洪常青赴南府拜寿一场，一身白西装白皮鞋，都是从中央乐团的演出服里挑出来的。“文革”期间，西洋乐曲被禁止演奏，西装皮鞋成了废品，一箱子一箱子的拿出来卖，一双全新的棕色纯牛皮皮鞋才5毛钱。老百姓没人来买，买了也不敢穿，王自强挨件试，过了一把瘾。可皮鞋便宜是便宜，颜色却不合要求，徐连增一摆手：“使白橡皮膏粘。”从医务室要来一捆橡皮膏，粘完了跟原剧里的一模一样。
徐连增又率领张之维、李京云几个队员到北京几家信托公司翻找查抄物资，对方也很支持：哥几个挑吧，用什么就拿。挑完了给钱就收点，不给也就算了。地主、老四的服装都是从查抄物资里来的。
让女队员们至今记忆犹新的还要数长筒。演出的时候，因为打光，“娘子军”的腿会显得特别白，效果出不来。人家“芭团”的女演员都穿尼龙，宣传队没有，也买不着。徐连增灵机一动，煤气热力公司当时属于公用局系统，公用局有个大使馆清洁队，专门收集处理外国人扔的垃圾，里面就有长筒。徐连增派几个小伙子直奔东直门那儿捡，捡回来先洗干净了，连裤的给主角穿，若有破的，就一剪两半，让配角穿下半截。
当时的人谁见过这些啊，更让几个小伙子开眼的是，外国人吃剩的面包也不能随便扔，清洁队专门围起个养猪场，里面的猪吃剩面包吃得白白胖胖。
为了省钱，真是各种招数都想尽了。钉布景的钉子买不起，就去施工的工地上起废木头上的旧钉子；上百套红军战士、赤卫队、团丁、少数民族的服装买不起，就去买寿衣，拿回来自己染色、自己裁剪；做布景用的都是有业务关系的印染厂废弃的下脚料；黎族舞里演员们戴的头饰，都是用女队员剪下的长发编织而成；乐队的谱架子、定音鼓、大贝斯，舞台用的40多种灯，徐连增画好图纸，工厂里的能工巧匠再照着做……
就连最令人担忧的足尖鞋问题，也被队员王文平顺利解决了。足尖鞋耗损量大，也属于“买不起、没地儿买”的稀有物品，“芭团”演员穿的足尖鞋都是自己的制鞋师傅手工制作的。王文平只去观摩学习了一次，便开始动手尝试。足尖鞋的重点是鞋楦，每个女队员的脚型不一样，都有自己的鞋楦。鞋子做好后还得提前试穿，感觉受力点和舒适度如何，做软了脚能顶出来，硬了又磨茧子，必须不断修改，由此王文平成了男队员里唯一能立起足尖的人。
足尖鞋的鞋面虽然由七八层布面粘合起来，但也禁不住食堂水泥地的每日摩擦。而且鞋楦靠胶固定，穿时间长了胶就变软撑不住脚，30多个女队员，几乎每人每礼拜就得换一双鞋。王文平忙不过来，全队成员都帮着做。
做鞋辛苦，烤鞋更苦。缝完的鞋因为有胶必须擀平、烤干，但没有烤箱怎么办？不知谁想出的主意，拿到马路上的热力小室去烤。做鞋不能占用排练的时间，鞋做好了常常已经夜里12点以后。王文平上街把热力小室的井盖搬开，再把鞋子挂进去，然后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生怕辛苦做好的鞋子被偷。
井里面的水温有100多摄氏度，蒸汽温度能达到200摄氏度。厂里曾流传过一件惊悚事件，有个师傅下热力小室，管道阀门没弄好，高压热气一下子喷出来，脸当时就熟了。每次下井挂鞋，王文平的心里都一阵害怕，毕竟他也不过才18岁。北京的寒冬夜半时分，又冷又累的他，蹲着蹲着就睡着了。等一个激灵冻醒了，赶紧把烤干的鞋敛上来，再哆哆嗦嗦地返回宿舍，倒头睡去。
1971年2月至4月，一个野心勃勃的宣传队队长，带领一支全心全意的年轻队伍，不闻窗外风雨，尽情抛洒热血和青春，最终胜利攻克了全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4月11日，宣传队在经济学院礼堂进行了首次彩排，徐连增特意邀来五六位“中芭”的导演和演员，还请为刘庆棠和薛菁华化妆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师前来化妆。
大幕拉开，音乐响起，这一刻所有的眼泪、汗水似乎都得到了回报。即使是负责拉幕和打追光的后勤人员，也难掩激动的心情。彩排非常成功，徐连增戴着耳麦一边指挥乐队，一边调度舞台各环节，潇洒自如。“中芭”的来人深受感动，连说效果“出乎意料”。
彩排过后，宣传队正式为公用局系统的各个单位轮流进行慰问演出。起初发出去的票还有富余，没过多久开始一票难求。毕竟去天桥剧场看“中芭”的表演不是平头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而匮乏娱乐的生活又需要艺术的填补。
在禄米仓陆军总院的千人大礼堂，宣传队连续出演了十场《红色娘子军》，发挥出了最高水准。过场中经典的“劈叉大跳”整齐划一，总能赢来观众的喝彩，就连“老四”这样的反派一亮相，因为表演传神，也会收获无数的掌声。有一次一名合唱队的成员达成目标后站在台底看完了演出，见到徐连增竟忍不住哭了，抽抽噎噎地对他说：“太好了，我们跟专业的一模一样！”这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每天都充斥在这群年轻人的心头。
当然，出演如此大型的剧目对一个业余宣传队来说总归是生平头一遭，意外和失误不可避免。连续几场跳下来，袁朴兰的脚趾化脓了，疼得走不了路，更别说跳舞。可当天的演出票已经全部发放，又没有能替换的B角吴清华，这舞无论如何不能不跳。医务室的大夫往袁朴兰的脚趾甲盖里滴上一滴麻药，等在地上跺跺没有痛觉了，她舞动着一只麻木的脚，直至跳完最后一个动作。
唯一一次失误发生在洪常青就义的第六场，撕掉南霸天递来的白纸之后，王自强完成一段独舞，随即从容地走向大榕树下的柴火堆。本来在柴火堆布景的后面应该有个台阶，好让王自强缓步而上，不料抢场的人匆忙之中给忘了。没有台阶如何缓步而上？稍一愣神的工夫，一个工作人员已经钻过来想让王自强踩着自己的背登上去。可对方的背太高了踩不了，他干脆往起一跃直接踏上了柴火堆。
紧接着《国际歌》的乐曲响起，洪常青脚踩烈火、振臂高呼而就义。没想到这时打在他身上的追光又灭不掉了，王自强举着右胳膊不敢动，徐连增指挥的手势也不能停，乐队奏出的最后一个音便迟迟无法收尾，吹号的眼看快没气了，徐连增连连冲耳麦喊：“拉幕拉幕！”黑场只好紧急改为闭幕。
演出结束后，全体人员在舞台上紧急开会，跳炊事班长的队员竟然气愤地要打抢台的，说“就因为你的失误，今天晚上的演出失败了！”其实台下的观众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五一”汇演后不久，宣传队响应国家“备战备荒”的号召，背上演出服和乐器，一路朝平谷开拔，这一走就是一个月。别的单位拉练，到了地方开火做饭，再学学毛主席著作就睡觉休息。宣传队多了项任务，白天行军，晚上驻扎下来还得给当地的老乡演出，宣传革命样板戏。
站在老乡的打麦场上，队员们问徐连增立不立足尖，徐连增态度十分坚定：“立！工农联盟很重要。农村的男女老少哪儿见过立足尖的芭蕾舞？我们就立一次给他们看看！”拉练走了那么多路，队里很多人的脚上都起泡了，但表演丝毫没有打折扣。更让宣传队骄傲的是，在“中芭”绝不可能来跳芭蕾的山沟里，他们跳了。
十里八村很快消息就传开了，刚走到顺义和平谷交界处的一个村子里，宣传队就被平谷县赶来的军代表拦在了半路。原来当时郊区正开展抗雹灾的工作，有人在大会上提到从北京来了个拉练队伍能演全场“娘子军”芭蕾舞，能不能找来给我们贫下中农也演一演。革委会听了立即派人去拦。
当时王自强正在井台上打水，远处走来一老一少两名军人，其中一个老的问他：小伙子，你知不知道这儿有个拉练队伍是煤气公司的？王自强点点头“我就是”。人家又问有没有个宣传队，王自强说：“我就是宣传队的。”
来人被带着去找领导了。王自强的水还没等打第二趟，忽然紧急集合，队长徐连增激动地宣布：掉头往回走！目标平谷县人民招待所，演全场“娘子军”！
当晚，20多个车队师傅押着8辆卡车从城里往平谷县城赶，连夜装台。在招待所大礼堂连续演出的一星期里，整个县城都震动了，县委领导、军代表全来了，场场爆满，好多人赶几十里地来看“娘子军”。
1806炮师的战士被紧急调来维持现场秩序，在舞台下边守一溜儿。观众根本不坐，全人挤人地站着，长条凳子踩折了，礼堂的门窗也被挤坏。从第三天开始，招待所大门不得不进满人就关，外面还有人“一二三”喊着号子想往里冲呢。又兴奋又有点害怕的队员们偷偷摸摸往外看，招待所外面整条街上也全是人，熙熙攘攘。挤进去的老乡一脸满足，站在乐队旁边看边啧啧议论：你看这脚尖儿，奔儿奔儿的！
结束了在县招待所的演出，宣传队又被1806炮师拉到他们的基地，那儿的礼堂是专业级别的。演出过程中，1806炮师的师长看上了扮演连长等几个角色的队员，有心让他们参军。煤气公司革委会的主任抗美援朝的时候是这师长的老上级，一听气得把师长臭骂一顿，说你小子想挖我墙脚？
事后，队员们才听说了这段插曲，只能在心里暗暗遗憾。那个年代哪个年轻人不想当兵？演小庞的王志军就是为表决心改的名字。企业里年年有招兵指标，但公司明确规定，跳“娘子军”的不许去。
辉煌的记忆，定格在了1971年。这一年，煤气热力公司的宣传队先后共慰问演出了24场《红色娘子军》，轰动半个北京城，并参加了当年 “五一”和“十一”的北京市文艺调演。这其中折射出那个灰色时代下普通百姓对娱乐生活的渴望，也源于他们展现了一出立体的充满激情的革命现代舞剧，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模仿。
“十一”之前，徐连增开始着手培养两个B角吴清华，年底就传来袁朴兰被推荐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去清华读书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是难得的大好机会，徐连增真舍不得她走，但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1972年的“五一”，宣传队在文化宫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场“娘子军”演出，其余时候演的都是片段。“娘子军”的成功激发了徐连增的创作热情，歌曲、舞蹈、乐器独奏，一发不可收拾。作为先进宣传队，为了配合市里的文化活动，每年都得出新节目，“娘子军”舞剧逐渐被替代。
1974年公司改制，煤气、热力都独立出去了，再想把跳“娘子军”的成员拢到一起已经变得困难，宣传队也不再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原来的老领导还想着留好道具和布景，日后再演，但再也没能演起来。其实别说一出戏，就是一个时代，翻过去了也不可能回头再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徐连增调离煤气公司，为中国远洋运输局筹备成立文工团，后来又担任劳动服务企业的负责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调研员，直至离休。
虽然各奔东西，但排演“娘子军”的共同经历却像一块磁铁，牢牢吸住了团体里的每一个人，让彼此之间的情谊43年来从未中断。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一起迎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挑战，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难以磨灭的青春印记。
当年十七八岁的学徒工后来都成长为各自企业或单位里的骨干力量，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退休前，扮洪常青的王自强任集团第二分公司的工会主席；扮吴清华的袁朴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扮连长的殷桂娥任集团销售一分公司的党委书记；扮小庞的王志军任集团工会主席；扮红军战士、赤卫队员的王文平任集团煤气工程有限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党支部书记，还多次获得北京市的劳模和标兵称号。
满头银发的徐连增仍像当年召集姑娘、小伙来家染布做服装一样，时不常将这些已经退了休的洪常青、吴清华、连长和小庞招呼到身边，给他们做饭，和他们聊天，既像是对待学生，也仿佛看作亲人。
王自强说，在“中芭”培训时，他结识了一个跳“小庞”的专业演员，因为个矮演不了“洪常青”，一直羡慕他这个“业余的洪常青”，至今见面仍“常青常青”的叫他，自己被羡慕了半辈子。
